作家要回应时代和社会重大关切

直面当下中国百姓的生存现实，抓住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让时代课题在创作中得到最生动的呈现，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担当。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承担历史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这便是当代作家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堪称宏大的独特实践创新。别林斯基曾经说过：“一个诗人越是崇高，他就越是属于他所出生的社会，他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点，也就越是和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急遽变革的时代，有很多深刻、丰富和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家关注。直面当下中国百姓的生存现实，抓住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让时代课题在创作中得到最生动的呈现，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担当。
文学要在时代的现场
　　不管是文学，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都需要创作者非凡的才华，但仅有才华肯定是不够的。能否保持回应重大社会问题关切的热情，能否拥有对民众生活状态与心理状态探求的好奇，特别是，能否将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艺术审视与把握，能否把自己的创作放在时代大格局中予以考量，直接关系到作品的生命力。
　　作家只有在生活中扎得深，才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回馈。回首新时期喷涌而出的文学名篇《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乔厂长上任记》，以及《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等，就很好地诠释了作家与时代生活现场的血肉联系。这些作品被争相传看，成为持久的街谈巷议，对社会产生风成化习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如不少文学编辑抱怨的那样，现在长篇小说能够印一万册就算不错，这里面有纸媒衰落、阅读分众等客观原因。但反观文学与时代生活的关系，也会有不少值得深思的原因。如果文学无关老百姓的生活痛痒，不触及当代社会的敏感神经，不回答生活向作家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换句话说，作家如果不在文学现场，不在人生现场，甚至不在生活现场，写出来的作品注定苍白而渺小，不会引起社会普遍共鸣，即使在文学圈子里热闹一阵子，也会很快成为明日黄花，沦为速朽的样本。
　　事实证明，新世纪以来，只有那些真切记录国家、民族崛起过程，以当代中国人鲜活的形象，容纳巨大社会变迁深广内容的作品，才能得到读者的青睐。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这边风景》《繁花》《生命册》《黄雀记》，激荡着当代作家对时代课题的思索与解答，反映了作家艺术上贴近历史现实的追求，这些文学应该具备的天然气质与品格，在当今创作中日益得到重视。很多作家都在深入反思，拒绝对表象生活的浮泛描写，不愿在已有题材的小圈子里来回打转，对已有创作套路不倦重复保持距离。大家普遍意识到，拥有时代生活在场的激情与定力，与现实社会要求保持活的联系，是作家铸就经典之作的必由之路。
作家不能缺失历史担当
　　时间是最伟大的批评家，上天垂青的天平更不会偏向那些思想内容苍白，疏离火热社会生活与历史大变迁的作品。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渴望》，小说畅销、电视剧热播的《平凡的世界》，都一再启示着人们，优秀作品的出现绝非偶然，需要创作者心怀比自身利益更高远的志向，追求与大时代洪流的高度契合，或能够与社会进步产生同鸣共振，在艺术提炼上展现出非凡的才情与本领。时代在发展，读者的审美鉴赏水平在提高，当前不少作家注重深入群众生活，或到久违的乡村体验生活，或奔赴重大建设工地现场采访，把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关心当成必修课。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粮道》《毛乌素绿色传奇》《底色》等，聚焦当代热点问题，细致书写现实生活，反映了人们在历史洪流中的独特遭际，受到了好评。而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通过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方式讲述一个个具有时代典型性的农民人生故事，对农村、对土地上的人们的强烈爱与责任，以及对乡村、农民的理解与关怀，使之成为扣动人心的佳作。但不能打动人心，与受众所思所想不合拍的作品依然大量存在，几乎成为顽症，解决之路何在？
　　优秀作品的强烈震撼力，来自社会生活对作家的启示，是作家经过长期思考，对自己钟爱题材的热烈拥抱，是创作冲动压抑不住的喷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写的冲动所造成的。没有激情也就没有真正的文学。托尔斯泰曾经提醒那些爱好写作的人们，永远不要写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即使有了构思，最终感觉到不是非写不可的，最好还是放下笔，放弃那个构思。现在有不少作品让人感觉到是没有生活激情、兴趣的写作，是惯性的写作，作家好像跟在自己的剩余素材后面顺水推舟，即使能表现出一些才气，终将缺乏力透纸背的掘进力。
　　如果作家没有因为创作而寝食难安，甚至像爱伦堡说的那样为此“害上病”，创作的作品激动不了自己，也肯定激动不了读者，必被忘记，甚至使作者日后羞于提及。陈忠实写《白鹿原》，路遥写《人生》，首先出于难以压抑的激情，他们觉得不写就无法向自己交代，无法向后世交代。
　　贾平凹说陈忠实的难得在于他坚守大政治，“这种大政治就是类似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文学的大道”。路遥认为作家写作并不是为了自己，“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如果作家“不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一味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也使自己失望”。他们的信念决定了自己的文学选择与担当。
时代呼唤现实主义精神
　　作家必须用自己炽热的心灵去感应世界，必须有所担当，但只这样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我们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的大转型时代，日常生活、新闻信息提供给作家的，远比作家想象的更为多彩、芜杂、繁复，结局更出乎意料，有时连见多识广的作家都虚构不出来。但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面前，作家该如何处理题材，如何艺术升华，才是更大的考验。是照搬现实、模拟现实，还是在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艺术创造？是猎奇生活表象，图景式呈现庸常卑琐的生活碎片，还是去粗取精，化腐朽为神奇？最能显现出作家的功力。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极花》得自作者10年前听到的伤心故事：一个在城里捡破烂的老乡的女儿被拐卖了，解救出来后却又留下纸条回到了被拐到的村子，西安城里电线杆子上被拐妇女的寻人启事依然没有减少，曾经为此激愤悲哀的贾平凹据此写了不少文字，但写了又推翻，总觉得不自在，怎么才能把这个题材写得得心应手呢？他问自己：“拿碗在瀑布下接水，能接得到吗？！我知道我的秉性是双筷子，什么都想尝尝，我也知道我的敏感，我的屋子里一旦有人来过，我就能闻出来，就像蚂蚁能闻见糖的所在。于是我得重新再写，这个故事就是稻草呀，捆了螃蟹就是螃蟹的价，我怎么能拿了去捆韭菜？”他不想学时下很时兴的“很狠的、很极端的叙述”的写法，而是选择了中国水墨画式的写法，有节制有收放，就像老乡剪纸，“要逮住个东西的大势了，剪子就随心走”。作品以被拐女主人公胡蝶的有限视角，深入表现当今农村的困苦、农民的无奈与普遍的麻木愚昧，通过现实农村的贫苦，农民内心世界的荒芜，对乡土社会积弊进行深入挖掘，妇女频频被拐，是因为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存在难解的困局，有多方面的深层原因。贾平凹深厚的生活积累，锐利的思想洞察，对社会问题艺术化的关注，是细腻入微、由表及里的，具有厚积薄发的力量。
文学要引导世道人心
　　杰出的作家从来就不是折中主义者，不是价值追求的骑墙派，在城市、乡村的剧烈变革中，文学的荣光属于那些能够立足当下现实，双耳紧贴现实、历史墙壁的人们，他们努力超越生活表象的志向，以形象的艺术图景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启示未来。刘庆邦的《黑白男女》，以几个死难矿工家庭及遗属的生活情感为主线，展现普通百姓在灾难面前的互相温暖、自强自立，动人的故事里有生活的辛酸，也有人性的温暖，更有命运的重压之下人性尊严的闪光，友情、忠贞、赤诚与奉献情怀，作品产生了启迪心智、温暖人心的力量，让人久久回味。
　　中国人历来讲究文以载道，这个“道”，说到底就是世道人心之理，就是有益于人类的思想价值、精神理念等。只要你强调，进而坚守这些能够让世界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方法、途径及信念，世道就一定会好，人心就一定会归仁。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曲终人在》以采访录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回顾已故省长欧阳万彤的官场人生，反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期重新审视与激发社会良知良能，唤醒国民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这部作品告诉我们，只有官员不愿腐还不够，全体国民都拒绝腐痛恨腐，社会风气才能好起来。周大新说，“官员的精神素质会影响到百姓的生活和百姓的追求；官员又来自民间，民间的精神取向其实也会影响到官员的追求”。小说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假若有一天把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你，你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官员？文艺要能够凝聚民族向心力，引导世道人心。这是文艺创作的前提与出发点。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承担历史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这便是当代作家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