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古典文化的守护者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尽管古希腊在两千年前就已衰落，但它创造的古典文化却延续至今并焕发无穷活力。言希腊，无疑首推雅典，因为在希腊城邦中雅典文明最为辉煌，而雅典的辉煌则与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演说家伯里克利密不可分，马克思曾说过：“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
承前启后
　　西方有一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雅典在希腊世界脱颖而出，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断改革与完善的。历史不会忘记，在伯里克利之前，还有两位伟大的政治家梭伦和克利斯提尼，他们都作过重大贡献。
　　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雅典民众推选为首席执政官，随即进行一系列改革。他把国家置于党派或氏族之上，要求一切公民都参与国家事务。他废除一切曾使农民沦为奴仆的债务，并从海外进口谷物，防止粮食短缺。首创陪审法院的新制度，让公民参与法律审判，无论什么案件最后都要送到陪审员面前裁决。创立了“四百人议事会”，让人民代表进入议事会，参与讨论并决定国家大事，但立法权仍由战神山议事会掌握，这个团体被有钱的贵族把持。
　　在梭伦死后的数年内，庇西特拉德家族掌握雅典政权，实行独裁的僭主统治。这些僭主的统治方式日益严苛，最终失去人民的支持。公元前510年，在斯巴达的帮助下，雅典望族领袖克利斯提尼联合平民推翻了僭主统治。克利斯提尼执政期间，进一步推进改革。他首先撤销了以家族势力为纽带的四个传统部落，把公民分成十个部族，每个部族都平均分配着商人、农民、工匠和地主。以五百人议事会代替梭伦创立的四百人议事会，为了大家机会均等，确定以抽签方式选出任期一年的议会成员。提高人民大会的立法权，每年选出十名将军负责执行议会和人民大会的决议，在战时统领城邦的军队。为了防止暴君的出现，制定了一项法令——陶片放逐法，若任何人被认为对这个民主城邦构成威胁时，人民可以投票放逐他。
　　梭伦、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为雅典铺平了通往繁荣的道路。作为后继者，伯里克利不仅在思想理念上与先贤一脉相承，而且在血缘上也有一些关系。伯里克利出身于名门贵族，父亲是在迈卡里会战中击败波斯国王的将领，母亲是克利斯提尼的侄女。伯里克利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年轻时广泛涉猎史诗、哲学和音乐，并练就强健体魄。虽然出身贵族，但在为人处世方面，伯里克利总能跳出贵族的框框，不受“屁股决定脑袋”的局限，尤其在政治方向上，他坚定地选择走民主改革之路。
锐意改革
　　从政之初，伯里克利追随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当时雅典大权被军事领袖西蒙与保守派人士所掌握，他们阻止平民在政府内参政。公元前462年，西蒙主动率军援助斯巴达镇压农奴起义，而斯巴达当局并不领情，很强硬地要求西蒙收兵回国。西蒙灰溜溜归来，雅典民众大为愤慨，指责他丢尽雅典人的脸，使城邦受到斯巴达人的羞辱。公元前461年，雅典人决定将西蒙驱逐出境并流放十年，保守派为报复此事暗杀了厄菲阿尔特。随着两位领袖人物的离去，伯里克利得以在雅典政坛扮演重要领导角色，并展现出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在政治生涯后期，伯里克利拥有崇高威望，十多年里每年连选连任雅典最重要的官职——首席将军。
　　执政期间，伯里克利锐意改革，使雅典民主政制更加完善。他致力于扩大公民的权利，除十将军外，一切官职向所有等级的男性公民开放。确立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与会并有发言权和表决权；五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常设机构，议会成员通过抽签从10个部落中各选50人产生，分组轮流执政，负责召集公民大会并处理日常事务。推进司法改革，确立陪审法庭是国家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由10个部落从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中选举组成，每部落各选600人。首创“公职津贴”制度，向参与政务或出席陪审的公民发放工资和津贴。注重公民接受政治教育和文化熏陶，为艺术家提供宽松的创作环境，向公民发放“观剧津贴”，以丰富大众的精神生活。
　　在对外政策方面，伯里克利注重扩大雅典的势力和利益，加强对盟邦的控制，将提洛同盟变为雅典主导的“海上帝国”。公元前454年，提洛同盟金库从提洛岛迁至雅典，由雅典直接掌握，联盟基金实质上成为“贡金”。同盟会议此后不再召开，雅典以盟主身份发号施令处理有关事务。
走向辉煌
　　雅典曾于公元前480年遭受波斯人入侵，整个城邦损失惨重。在伯里克利领导下，雅典人民以极大热情致力于重建家园，很快又创造出一个繁荣富强的雅典。雅典卫城建造得美轮美奂，卫城正门、各个神庙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塑像、浮雕无不精美绝伦。雅典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爱琴海地区的商业中心，意大利、西西里、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和伯罗奔尼撒的货物都汇聚到这里交易。无论是在国家和私人财富方面，雅典都远远超过同期的希腊其他城邦，公职薪酬、城邦节庆、公共建筑等方面开支远低于财政岁入，国家财富储备充足。与此同时，雅典文化也空前繁荣，在建筑、雕刻、哲学、历史、戏剧和自然科学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哲学家苏格拉底、芝诺，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就是这个时代所涌现出的璀璨明星，至今依然星光闪烁。
　　毫无疑问，雅典繁荣兴盛是伯里克利改革取得成功的最好见证。制度安排使人民当家作主，长期实践的经验使雅典政府运转自如，廉洁高效。五百人议事会每年换届一次并且抽签选任，他们以全委或委员会的形式进行工作，有各种行政官员和精干的秘书班子协助，能够有条不紊地处理纷繁复杂的政务。在国内和海外共有1400名行政官吏，绝大多数也是每年一换，并用抽签法选出；每个人在离职时都要为任职时的行为负责并接受当局的审查。6000名陪审员用抽签选出，一般都常年出席法庭，审理雅典人和盟邦人提出的各种案件。因此，雅典公民拥有相当丰富的行政和司法经验，是那个时代任何国家不可比拟的。正是这种广泛而日积月累的实践经验，使得雅典公民拥有当家作主的能力，确保人民大会能够妥善处理战争与和平、内政和外交等重大事项。
　　伯里克利时代，在雅典公民身上，智慧与行动、深思与坚毅、私人利益与公共责任是和谐一致的，正是他们的丰富性成就了雅典文明的丰富多彩。遗憾的是，雅典最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斯巴达，从此走向衰落。
　　现在看来，雅典民主政制存在一些弊端，且不说它不是充分的民主，就是这种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形式，也容易出现“民众的盲目”“民主的无政府状态”和“党派之争”等问题，故而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掌舵。但像伯里克利这样拥有杰出才能和非凡魅力的政治家可遇不可求，在他感染瘟疫不幸去世之后，后继领导者缺乏战略眼光和总揽全局的能力，致使雅典在战争中败北。当然，伯里克利的政策也并不完美：他谋求雅典霸权不仅使对手斯巴达感到惧怕也引起盟友不满，此外他规定父母双方皆为雅典公民者才能成为公民的做法缺乏包容性。尽管如此，伯里克利仍不愧为“雅典黄金时代的缔造者，希腊灿烂文化的守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