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和解>与发展理念革新

自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马不停蹄的狂奔状态，在科技、理性、文明的旗帜下，人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和辉煌的工业文明，将几乎所有的科学幻想都变成了生活现实。但与此同时，这种以“理性的张扬”为指导的发展模式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危机，人类文明正在经历一个深度转型。
　　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提出人类面临着两大关键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但遗憾的是，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类不仅没有实现这两种和解，反而在与自然和人类本身的关系上处于更加紧张的状态，人类对自然和对人类本身仍然展现出一种征服不已的态势。
　　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建基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资本主义文明以最大限度获取利润为原始动力，这导致其从一开始就存在畸形发展的问题。生产无限扩大与自然资源有限的矛盾无从解决，必然导致资源严重浪费、生态环境恶化的“反文明”效应。于是，生态危机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加拿大作家马克·德·维利耶在《人类的出路》一书中描述道：西方主导的工业化加速发展的200多年里，世界森林消失了一半，湿地减少了1/2，1/3的红树林销声匿迹，90%的掠食鱼类死亡……诸如此类的数据还可以列举很多。
　　基于此，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其专著《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生态与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并在《生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历程》一文中认为，“如果一种体制倾向于不断的积累和没有限制的消费，那它无疑等于自杀”。全球性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成为洞察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人类文明转型最重要的客观外在动因。
　　另一方面，人类本身的和解遥遥无期。不仅国际、族际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同时人类又陷入物化、异化的深渊无从解脱，身心的和谐难以达成。长期以来，人类相互间的征服是历史的客观事实，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但尤以今日为甚。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人类在两极对立中充斥着暴力、压迫、流血与死亡。就当前来说，这种对立所造成的威胁是空前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征服足以导致整个人类的灭绝，而今天的人类仍然面临这样的威胁。
　　与此同时，人类在一片欢欣鼓舞中却不自觉地陷入物化、异化的牢笼，并在自我陶醉中日渐沉沦而不自知。高德步先生在《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引用马尔库塞的话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既是“富裕社会”，又是“病态社会”，人们过的是一种“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被异化了的生活。而人的精神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人被异化为物或物的奴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也指出，在近代西方的历史发展中，“经济冲动”和“宗教冲动”构成了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而在当前资本主义时代这两个基因的关系已严重失衡，只剩下经济冲动。也就是说，人的精神世界的支柱已经坍塌。
　　美国学者艾凯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所做的统计表明丹尼尔·贝尔的结论是正确的。1945—1971年的26年间，美国各阶层、性别、教育水平、职业、年龄不同的人对现代化过程的回答是：越现代化，越不快乐、越不满意。并且“在这同时期，有统计资料表明，美国进入精神病院的人数不断稳定增加”。对此，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形及其特点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而且也表现为人的本质遭受巨大的灾难”。
　　由此可以看出，由西方国家一路引领的工业文明在经历了长期的狂飙突进之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对外界自然的征服招致了大自然的报复，对人的内在精神的侵入导致了人类身心的失衡，资本主义制度日益走向一个对内缺少改革路径、对外难有替代模式的十字路口。所幸的是，这种困境本身蕴含着人类社会在更大范围向更高形态文明转型的内在要求和潜在动力。于是，革新发展理念成为文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
　　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缺乏一种真正意义上对自然的关怀和对人的关怀，它所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自然是一个被征服、被利用、被开发的对象，人是实现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工具。这样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工具理性”至上的发展模式，是遵从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巧取豪夺的发展模式。对此，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在西方其实是相通的，两者难以区分……现代文明的高度超越了人们能够控制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但无论如何，人类社会终究要走向真正的文明而非野蛮，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是注定要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而且“现代性的危机必定要由西方资本主义机体之外的文化元素来加以拯救——如果危机真能拯救的话”，叶舒宪在《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一书中做出上述判断。于是，发展理念的革新将不可避免地从西方以外的文化元素吸收营养。在此，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将提供丰富的滋养。
　　中国文化中“有机、连续、整体”的宇宙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态度，“人生意义和人格境界”的理想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将可以为真正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精神家园，恢复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关系，提供重要的价值指导。这既是文明转型的历史必然，也是发展理念革新的大方向。
■延伸阅读
⊙《自然辩证法》（恩格斯）
⊙《人类的出路》（马克·德·维利耶）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历程》（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西方世界的衰落》（高德步）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丹尼尔·贝尔）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艾凯）
⊙《现代性与大屠杀》（齐格蒙·鲍曼）
⊙《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叶舒宪）